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，亦称桐城古文派，世通称桐城派。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，文论的博大精深，著述的丰厚清正，风靡全国，享誉海外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。

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，亦称“桐城古文派”，世通称“桐城派”。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，文论的博大精深，著述的丰厚清正，风靡全国，享誉海外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。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被尊为桐城派“四祖”，师事、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，遍及全国19个省(市)计1211人，传世作品2000余种，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，其影响延及近代，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前“三祖”戴、方、刘，从未以“天下文章在桐城”自居，姚鼐更未明确言“派”。正式打出“桐城派”旗号的，是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曾国藩，他在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中，称道方、刘、姚善为古文辞后，说：“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：‘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?’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桐城派。”自此，以桐城地域命名的“桐城派”应运而生。

清代诗、词、文俱有其派。以地域名派者，诗有秀水派，词有常州派，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，故当时有“天下高文归一县”、“声名冠天下”之盛誉。那么，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，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，使桐城成“派”呢?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《桐城派研究》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。

首先，桐城“风景秀丽、宜人的生态环境”，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，一改文坛“以华靡相尚”，“连篇累牍，皆属浮词”之陋习，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、清正雅洁的正途。如戴名世说:“余性好山水，而吾桐山水奇秀，甲于他县”，为文要“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”，又说：“窃以谓天下之景物，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……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。”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、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，产生了积极影响。 而桐城“外江内湖”的开放性和 “群山为之左右”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，又使戴、方、刘、姚“四祖”等“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,提高声誉,扩大影响”；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，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。戴名世说：“四封之内，田土沃，民殷富，家崇礼让，人习诗书，风俗醇厚，号为礼仪之邦。”这种淳朴社会风气，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、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
第二，“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”，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。桐城人历来把“穷不丢书， 富不丢猪”奉为金科玉律，《没有先生名不成》、《劝学》等民歌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。正因此，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，举人589人，其人数之多，比同属安庆府的怀、潜、太、宿、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。“宋画第一”李公麟、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、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、著名诗人钱澄之，清代父子宰相张英、张廷玉等，都出自桐城，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等人才的辈出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由于桐城“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”，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、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。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，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“相与砥砺以名行，商榷文章之事”，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，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、深受教益大有关系；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， 又离不开“名重京师”的方苞的栽培、赏识和提携；姚鼐的成才和出名，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。 这种名师出高徒、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，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，出类拔萃。

第三，“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”，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，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，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，十分严厉；如方苞五岁，其父即教章句，口授指画，未成童，“五经”即能背诵；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，幼年即从读，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；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。二十岁即授徒四方；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，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，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，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经即由其母口授，且“旦夕动作，必称说古今贤哲事。”同时，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，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。戴、方、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，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。如戴名世说：“得闻先世遗训”，听长辈“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。余虽幼，备志之于心。”姚莹也指出：“夫劳者乃成之资，而逸者实败之券也。”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，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。尽管戴、方、刘、姚等出身于官宦、书香门第，但其家庭并不富裕，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：“忠厚为本”、“读书好古”、“清贫自守”等。如姚莹说：“家德所传，惟以忠厚为本。”又说他所得的遗产，“独先世遗书而已”，而先世“虽或仕于朝，官于四方，独无余禄，以给子孙，及莹之身益困，常惧坎坷，不能自立，以坠先人之业也。”因此促使他“日夜兢兢，冀有所就”，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，终成大器，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“姚门高第弟子”而闻名于世。

桐城派于清初崛起，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，绝非偶然。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。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，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。

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，在统治全国268年中，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，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，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、大总结、大繁荣、大成熟的时期。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。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，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，又千方百计拉拢、网罗人才为其服务，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。同时，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，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。因而具有正统性，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，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。康熙提倡程朱理学，而又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，反对空谈义理。 他说：“若门虽不讲， 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， 此即真理也”，又说：“凡所贵道学者， 必在身体力行，见诸实事，非徒托空言。”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，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、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，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，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。

桐城派非政治集团，而是学术流派。虽尊崇程朱理学，但更主张“文无古今，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。”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，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，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，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。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、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。

桐城派的散文理论，是对秦、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。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，正式提出的是方苞，又经刘大櫆的补充，至姚鼐发展而完善。应该说，早在明代本邑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大学者方以智、著名诗人钱澄之等，即推崇左、庄、马、班的文章，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，对桐城派“四祖”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，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。

戴名世（1653-1713），桐城派的先驱者，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，因《南山集》案罹难，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。他生前为了完成“振兴古文”的历史使命，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、可取的理论主张。他要求为文要“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”，在散文创作上主张“道、法、辞三者兼备，精、气、神三者浑一”，为方、刘、姚文论的建树，从内容、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，系“三祖”文论之直接源头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明确指出戴名世“是一位古文家，桐城派古文，实推他为开山祖。”这也是我们称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、开山祖，理应尊为“一祖”的事实依据和理由。

方苞（1668-1749），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“一代文宗”，桐城派的创始者。他首创的“义法”说，被视为“凡文之愈久而传”的根本法则，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”。“义法"说，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。 他在《又书货殖传后》文中说：“《春秋》之制义法，自太史公发之，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。义即《易》之所谓‘言有物’也，法即《易》之所谓‘言有序’也。义以为经而法纬之；然后为成体之文。”这里的‘言有物’，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。戴名世在《答赵少宰书》,曾明确指出：“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《易》，《家人》之《象》曰：‘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’”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“言有物”， 又均以《易》为根据，充分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。方苞的“言有序”，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，要结构井然严谨，行文清真雅洁。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，但他比方年长15岁，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、栽培下，才茁壮成长起来。清初文坛的特点是“重道轻文”、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，方苞一扫“臭腐”，以“言有物”、“言有序”为主要内容的“义法”说，总结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。

刘大櫆（1697--1779），桐城派的拓大者。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，与方苞、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，被方苞赞赏为奇才、“国士”，极力推崇，多方提携，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。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“神气”说，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《论文偶记》中说：“神气者，文之最精处也；音节者，文之稍粗处也；字句者， 文之最组处也；然论文而至于字句，则文之能事尽矣。 盖音节者，神气之迹也；字句者，音节之矩也。神气不可见，于音节见之；音节无可准，以字句准之。”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 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"神气”，是刘大櫆的独创， 因而是对方苞“义法”说的补充、拓展，也是对戴名世“精、气、神”的继承，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。

姚鼐（1732-1815），桐城派的集大成者。《清史稿?姚鼐传》说：“鼐工古文……所为文高洁深古，尤近欧阳修、曾巩。其论文根极于道穗，而控原于经训，至其浅深之际，有古人所未尝言，鼐独抉其微，发其蕴。”姚莹也说：“望溪文持，恒以理胜；海峰以才胜，学或不及；先生乃理文兼至”。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兼长相济说，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“寡闻浅识”，过分地强调“言义理”、讲考证，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“文之至美”的境地。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，提出为文的“八字诀”：“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”， 又从“文之至美”出发，从美学的角度，阐明了“阳刚、柔美”的风格论。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，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。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，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，故“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，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。”

桐城派以明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家而上追史迁，远溯秦汉，为其文统之源流，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，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。姚鼐又手编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作为散文创作的“样板”刊行于世，从而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“桐城家法”的影响，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。自姚鼐之后，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，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、姚莹、梅曾亮、管同、刘开，桐城派旁支--阳湖派的恽敬、张惠言、李兆洛，桐城派“中兴大将”曾国藩的“四大弟子”：张裕钊、吴汝纶、黎庶昌、薛福成，以及末期的严复、林纡、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等。

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，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。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。清代以降，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，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，更是不胜数计。 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《左忠毅公逸事》，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，薛福成的《观巴黎油画记》等，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。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、郭沫若、钱钟书、朱光潜等，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。

自清乾隆中叶至今，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批判该派为“桐城谬种”，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。解放后，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，然终难形成气候，而“文革”中自是在劫难逃。直至1985年11月上旬，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，才从文论、史学、哲学、美学、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